“岛里人”杨先让
发布时间:2020-10-04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
□本报记者 徐敏
他是徐悲鸿、李苦禅的学生，他是黄永玉、郭兰英的朋友，他也是徐冰、陈丹青的老师。如果你知道这些美术史上声名赫赫的名字，一定也应该知道他——山东养马岛人杨先让。
距离他结集出版著名的《黄河十四走》已近三十年，今年八十七岁的杨先让举止言行仍颇有几分“老顽童”风格。他嗓门大、中气足，说起话来情绪感很强，说到兴奋处会拍桌子，说到低沉处会俯首叹息。近日，回家乡山东出席活动的杨先让给记者讲述了自己这个“岛里人”奉献美术事业的一生。
我从岛上来，我是岛里人
杨先让喜欢称自己是“岛里人”。最新集结出版的《杨先让文集》第一集就是《我是岛里人》。
1930年，杨先让出生在山东烟台养马岛上的一个富裕家庭里。“这个岛子距离陆地五公里，岛上有十几个村子，我们家祖祖辈辈就生活在那里。”杨先让说，在老家说起话来，问“你是哪里人”，岛上的人就会说：“俺是岛里人。”杨先让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爷爷在当时南朝鲜的仁川做绸缎生意，父亲在哈尔滨开工厂，叔叔则一直学洋文，在英美烟草公司做总代办，家境非常殷实。爷爷受儒家思想影响，用“温、良、恭、俭、让”来给家里的男孩子取名，杨先让是家里的第五个男孩，所以取名“让”。
“小时候家里有奶母、丫鬟、长工。有的丫鬟是爷爷从南朝鲜买来的孤儿，我记事的时候一些丫鬟年纪很大了，还模糊地记得她们的名字：香子、梅子、喜子。”杨先让说，可是他的出生并没有给家庭带来福祉，因为当时日军的铁蹄已经踏进了中国东北地区。看到祖国长期积贫积弱，爷爷作为华侨希望自己有个强大的祖国，于是加入同盟会，还去日本找孙中山捐过钱，期望可以救国。万万没想到的是，1936年，叔叔被日本人抓捕，理由是他加入了共产党。爷爷和父亲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家里出了个共产党，于是四处奔走花钱营救。有次探监时，叔叔告诉家里人，“不要白花钱了，我是共产党。”后来叔叔被日本人枪毙，当时报纸上登的是“反满抗日罪”，爷爷经受不住打击中风卧倒，五年后去世。
“谁也没想到，叔叔真的是共产党呀！”说到这里，杨先让忍不住提高了音量，“不仅是共产党，而且是1929年的共产党！是山东非常早的一名党员！”多年以后杨先让在北京给叔叔伸冤，发现当时的档案多极了，叔叔是党员的材料非常充分，因为有钱，他在党内担任的职务是“经济部长”。
杨先让说，他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家庭长大，辗转牟平、仁川、北京等地都念过书，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后又回国定居。时光流转，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倏然而过，杨先让却始终怀念那个他出生的“芝麻大的岛子”。“年纪越大，越发感觉到出生在那个岛子上很荣耀。”杨先让自称自己是“画画的”，签名时总是习惯写“岛里人先让”。要搞有气魄的“大民间”
1948年，杨先让考入北平艺专，正式走上美术道路。国立北平艺专美术系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1948年入学时，杨先让是艺专的学生，1952年毕业时，他就成了美院的毕业生。主持杨先让这一届艺专考试的老师就是徐悲鸿。
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杨先让到人民美术出版社任编辑，得以接触到当时国内水平最高的艺术家和作品，眼界大开。1955年，杨先让改学版画，处女作《出圈》即在全国青年美展上获奖，成为五十年代版画代表人物之一。到上世纪80年代，无师自通的杨先让在版画领域已经成果卓著，创作出《怀念周总理》《弘一法师》《延安组画》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艺术作品。
就在绘画事业如日中天时，杨先让应美院要求出任新成立的年画、连环画系系长。对于这个出任，杨先让自嘲是“赶鸭子上架”，因为他一直是学西洋画出身，对中国民间美术不甚了解。但是，既然干上了就要挑起重担，“我嗓门大，开会的时候就使劲嚷嚷，后来别人叫我‘杨先嚷’。”杨先让说，美术学院的七个系像是七个孩子，他的系是老七，为了让这个孩子受点宠，几年间他不停地跑教育部、跑文化部，争经费、争招生名额，“每次开会都像是吵架一样争来争去”。
一个偶然机会，到美国探亲的杨先让参观诸多学校、博物馆发现，西方人非常重视民间艺术，不少西方大师，比如毕加索的立体派就是吸收非洲民间木雕艺术而创造的。他突然想到，中国有比美国丰富得多的民间美术资源，能创造出多少个毕加索？中国几年前来的文化都是重视上层社会的精英文化，孔夫子强调“人上人”，民间艺术被忽视了。“民间太重要了，年画、连环画也是民间，但只是民间美术海洋中的一滴，为什么不搞更有气魄的大民间？”
思忖过后，杨先让决定把年画、连环画系改成“民间美术系”。然而，最先反对的就是当时的院长古元，杨先让却没放弃，执着地大会小会强调民间美术的重要性，院里决定开会让他“答辩”。“我这个大嗓门简直是用舌战群儒的架势说服了所有人”。说起这段经历，杨先让颇有一些得意，“答辩”完之后院长古元就第一个表示支持他。终于，第一个民间美术系成立。
民间艺术奠基之作《黄河十四走》
成立民间美术系后，为了摸清楚中国民间美术的基本状况和存在状况，杨先让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率领一支队伍“走黄河”，探访黄河沿岸的民间美术情况。
说干就干，杨先让带着队员们穿着简陋的皮袄夹克风餐露宿，坐着三轮摩托车甚至是老乡的板车，四处打听哪里有“好东西”。一年一年，一段一段，从1987年到1989年，他们的足迹踏至沿岸八个省、一百多个县镇。果然，遇到了不少民间艺术和民间艺术家——无论在记述他们的文字中还是口头上，杨先让都绝不吝于用“艺术家”这个词来评价他们。不管他们是田地里的，或是炕头上的，他都以平视和尊敬的目光审视其艺术语言。
然而，很多人对杨先让的行为不理解。姐姐说他“整天往农村跑简直是浪费生命”；几十年未见面的表哥从美国来看他，听说他下了农村，连连说“人家都上月球了你反而钻农村”。黄永玉也为他着急：“你整天在别人地里刨什么？你自己的地都荒了！”
“但我有个系，得讲课，得有理论啊，总得说出个道道来。”杨先让感叹。
几年后，台湾汉声出版社出版了《黄河十四走》，甫一问世，震惊美术界。黄永玉在《天末怀先让》里写道，“《黄河十四走》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中国从农耕社会急剧向工业社会转型，杨先让当时所记录的民间美术文化不可逆转地快速消退，人死艺亡，无法挽回。“太困难了，太困难了。”说起民间美术面临的消失和失传的现状，杨先让痛心地感慨连连。他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率队考察黄河流域民间艺术时，曾经多次到山西新绛县，在那里的一座建于唐代的福胜寺里，他看到了殿内有唐、宋、元、明时期塑造的天王、罗汉、如来以及南海观音、善财童子等等雕塑，“简直是一座雕塑博物馆，绝对是被遗漏了的艺术珍品。”然而二十多年后他再次回访时，罗汉群雕大部分头部被盗，大势至菩萨塑像毁坏，灰尘笼罩，杨先让忍不住老泪纵横。
稍有欣慰的是，杨先让说，看到了现在各种艺术门类的兴起，这是一件值得鼓励的好事。“艺术就应该是百花齐放的。”他说，愿在当今兴起的各式大潮中，让自己的小舟向自己所喜欢的一方绿洲漂浮去。莫忘记中国百年来，当今是最美好的稳定年月，将来可能会更好，他希望自己能力所及地画出写出更美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