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毛坦厂中学 高考临近陪读家长比孩子还紧张
发布时间:2018-07-01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毛坦厂中学的大门口,家长给孩子们送饭。
高考临近,钱报探访毛坦厂
这个位于大别山深处的超级中学,常年保持2万多在校学生,被称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
快要高考了,陪读家长们比孩子还紧张,连广场舞都没心思跳,忙着烧红烧肉给孩子补补
再过一周,被外界称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安徽六安毛坦厂中学,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季。
这座在校学生常年保持在两万多人的超级中学,近年来一直都演绎着高考神话——不仅送考人数保持在万人以上,此前四年间,本科上线人数也接连突破万人大关。
而在高考成绩背后,则是外界对其教育模式的质疑。
位于大别山深处的毛坦厂镇,因这所中学催生出特殊社会生态。从陪读家长的生活点滴、商业形态乃至发展趋势,无不因高考而转;从这所中学走出去的学生们,亦对极为严苛的学习状态诟赞各异。
为此,钱报记者近日深度探访毛坦厂镇,试图从小镇的形形色色,来还原一个真实的毛坦厂中学。
各人都有自己的辛酸
毛坦厂的下午是寂静的,静得连风都不敢发出一丝声音。浸堰村油坊街村民组20号的出租房内,方慧和其他几个陪读妈妈在摸牌。旁边的平房里,71岁的吉芳正奋力压着井水,替孙子刷球鞋。
今年过年随孙子回来后,吉芳再没回过老家。老伴身体不好,她挺牵挂。吉芳不识字,在老家种地,识字没啥大用。她现在能做的,是帮孙子洗衣、做饭,孙子说一句“奶奶你也吃啊”,吉芳能高兴半天。
吉芳和陪读的妈妈一辈说不到一块去,她有时也会很孤独。面对记者,看得出来,她有很多话想说,但她最终嗫嚅着,低头把球鞋擦了又擦。一墙之隔,68岁的赵霞已是第二次陪读。三年前,她在这里陪读孙女。前年,孙子上高二以后,赵霞又回到毛坦厂。虽然和房东混熟了,但不断上涨的房租并不含糊。这一次,赵霞换到一间便宜的房间住。有时,她会踱到斜对角自己住过的那间房看看,房里隔出了独立卫生间,还有空调,不用大白天也开着台灯,但租金一年贵4000元,那是打工的儿媳一个月的收入。
毛坦厂是个浓缩社会,各人的贫富辛酸一目了然。有老人80多岁还在陪读,有人挤在住了28户的四合院,有人同时带着还上小学的孩子。
他们围着子女的三餐打转
对于毛坦厂几乎所有的陪读家长来说,三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事。他们的一天通常是从早上5点开始的,孩子6点10分前要到校,他们得估摸时间,给孩子做好早饭:既要吃得饱、有营养,又不能太烫,这样才能让孩子多睡5分钟。子女到校后,毛坦厂唯一的菜市场被挤得水泄不通。大树下,当地的农民挑来新鲜的土菜,家长们挑挑拣拣。
“我的红烧肉怎么颜色不如你们的?”一个陪读妈妈铲了几下锅底,有些发愁。接近午餐时分,油坊街17号的七八个灶头里都烧的红烧肉,空气中弥漫着脂肪和焦糖的香气,“快考试了,给孩子补补。”一个家长说。
5月16日,气温忽然升到35摄氏度。这天中午,方慧的儿子王鼎没吃多少,说天气热没胃口,想吃凉面。下午5点,同屋的家长招呼她一起上街,方慧拒绝了:“面泡在汤里久了就不好吃了!”三分钟后,方慧像听到冲锋号角,快步走到小吃摊,花5块钱买了一碗凉面。
5点20分,王鼎走回出租屋,方慧已经提前开好23度的冷空调。记者的到来让方慧很高兴,她对儿子说,“刚才来采访的小哥哥是山东大学的,你看他多厉害啊!”王鼎闷头不语,埋头吭哧吭哧扒着凉面。方慧用汤勺舀起中午剩的丝瓜蛋汤,也大口喝起来。
另一些住得远的家长,则成了“送饭大军”。每天中午和傍晚,他们提前来到学校各个门口守着。张娜一手拎着保温饭盒,一手提着板凳,腋下还夹着一把蒲扇,沿着曲折的田间小路,快步走向15分钟路程开外的东门,这里离女儿所在的“复读楼”最近。
一边陪读一边打工
对于方慧来说,孩子吃好晚餐,这一天最重要的事情结束了。黄昏时,几个“毛友”叫她一同去跳广场舞。方慧拒绝了,“快考试了,嘴上说不紧张,但没心思跳了,”方慧独自沿着河边,漫无目的地走了几圈。
黄昏也许是一天中,毛坦厂的陪读家长最惬意的时间。她们呼朋引伴,三三两两出现在毛坦厂的街道上。还有人养了狗,小狗汪汪吠叫,欢快地穿行在人群中。广场上跳舞的家长都有固定的舞伴,还有些人在镇商业区新开的健身房挥汗如雨。
与此同时,胡仁荣像打仗一样,匆匆扒了几口饭,就换上灰色制服出门了。她赶着去街面上的服装厂车衣服。这能为她带来一个月千元左右的收入,差不多把房租抵扣掉。
一些妈妈们在街上的旗袍店试衣,挑选寓意“旗开得胜”的旗袍时,另一些妈妈和胡仁荣一样,在高瓦数日光灯的光线下,踩着缝纫机。街上随处可见短期招工小广告,写明“适合陪读家长”。有数据说,整个毛坦厂中学的学生80%都是农村生源,家长们需要在陪读同时兼顾生计。
高中3年花了20多万元
中考结束,王鼎只考了400多分。那是个重点初中里的重点班。方慧愤怒不已,她不止一次去网吧揪回沉迷游戏的儿子。
30岁那年,中学文化、分配进国企上班的方慧下岗了。她不服输,摆过小摊,也一天打过五六份工,最困难时还帮啤酒厂刷过瓶,手指都泡白了。凭着这股子劲头,方慧有了份在县城月入过万的工作。
毛坦厂成了方慧和儿子的最后一根稻草。“依我们家的条件,他以后什么都不做,也吃喝不愁,”方慧只担心,儿子还这么小,学坏怎么办。来毛坦厂那天,一家人开着车在镇里转了个遍,也没看到一间网吧,方慧满意了。严苛而高强度的学习,让儿子也根本没空“瞎玩”。方慧也惊喜地看到,儿子坚持下来了,“我们寿县来毛坦厂上学几个,受不了就走了。”儿子上高三后,方慧索性把工作辞了,全心陪读。现在,虽然儿子几次的模拟考成绩显示只能考上二本学校,算下来,高中3年花了20多万元,方慧却觉得值得。
不同于外界对毛中“压榨学生”的诟病,家长们普遍都对毛中的教学管理很满意。也因此,他们并不介意学校的一些“非常”手段。“孩子吃不了苦,趁早不要送到这来,”有家长说。
临走,我们打上一辆“三蹦子”去客运站,开车的是个中年女性,烈日下,帽子和墨镜把她的脸遮得严严实实。
下车时,记者问她:“你也是来陪读的吗?”
“是的,”她黝黑的脸上浮现一丝笑意,“快能回家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记者黄小星陈伟斌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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