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
发布时间:2019-11-26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
电影《翠岗红旗》《闪闪的红星》、音乐舞蹈作品《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电视剧《那时花开》、动画片《红游记》等剧照、海报
□ 邵滢 张秀峰
“红土地”，赣南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生动而富有个性的标识。1931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共和国的雏形就此诞生，“红都”瑞金享誉全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共和国领袖的足迹遍及赣南大地。33万赣南人民参加红军，60万人支援前线，为了共和国的诞生，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0.82万人之多。仅兴国县就牺牲了25000多人，平均每一里长征路上就倒下一名兴国籍战士。赣南，在浸染无数革命英烈鲜血、浇灌映山红开遍的同时，也养育成了一块饱蕴红色气质的文化厚土。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生于斯长于斯的赣南文艺工作者，势必会与那段动人心魄的红色革命历史血脉相连，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始终是赣南文艺工作者魂牵梦萦之处，赣南的文艺创作弥漫着浓厚的“红色情怀”与“苏区情结”。
一
学界通常以“新时期”来概括和命名“十年动乱”后的文学。赣南文艺的“新时期”正是从“红色写作”开始，迎来春天、走向全国。尽管早在苏区时期，红色歌谣和红色戏剧就已成为赣南大地文艺创作的重要收获；新中国成立后，赣南艺术家更是从来没有停止对脚下这块红土地历史追怀的步伐，然而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十七年”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丰硕成果相比，与脍炙人口的苏区题材作品《翠岗红旗》（1951年）、《红孩子》（1958年）、《闪闪的红星》（1974年）的艺术成就相比，赣南本土创作影响甚微。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获得的第一个全国大奖，是罗旋1980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红线记》。作品用细腻的笔法表现了红军长征后，留守赣南的游击队员艰苦而富传奇的生活，荣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来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电视剧以及话剧、京剧等。赣南作家从此掀起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高潮，长篇小说《南国烽烟》《梅》、短篇小说《白莲》等有影响力的作品相继推出。
新时期以来，赣南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不仅在文学上有所突破，在影视剧、舞台剧创作等方面都有所收获。1991年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赣南籍作家郭晨创作出《特殊连队》等多部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具有“红土地”情怀的剧作家舒龙则奉献出“苏区经济题材三部曲”（《封锁线上的交易》《贫穷的富翁》《赤都财魁毛泽民》）以及《毛泽东的传说》等电视连续剧。这些剧作均通过中央电视台播放而获得较大反响。革命历史舞台剧《莲妹子》《烽火奇缘》《山歌情》被誉为“红土地上的三朵花”，演出广受好评；其中的《山歌情》——以用山歌激励苏区青年参加革命的“山歌大王”为原型的赣南采茶戏，连续斩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文华大奖”、首届曹禺戏剧文学奖等重要奖项。
在新时期中国当代文艺大潮影响下，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倡导文艺向“人性”和“审美”的回归，力求突破长期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五老峰”现象（老主题、老题材、老故事、老人物、老手法）。艺术家们不再徘徊于历史事件的外部，不再满足于教化功能，而是进入历史进程中具体的人的精神世界；与此同时，努力汲取乡土写作的滋养，逐步自觉地融入地域和客家民俗风情的精髓与韵味，形成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人性人情追求和地域审美风味上的双重结合，并由此生发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2009年，《山歌情》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礼剧目复排公演，足以证明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新时期探索的意义和价值，并指引着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从新时期走向新世纪的历程。
二
当代文艺“新世纪”的到来，不仅是一种物理时间的指涉，市场化和全球化为新世纪文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社会历史语境，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这一时期面临新的挑战。如果考虑到法国理论家福柯所说“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时代”，进入新世纪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急需寻求一种新的表现意蕴，一种给予当代读者新感染、新启示的“价值发现”。因此当代意识成为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新世纪以来探索的重点。
当代意识并不意味着将描写对象当代化，而是启发读者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获得融史通今的现实生存体验和精神启示。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是艺术而不是历史，成功的艺术家要从丰富的历史材料中独具慧眼地发掘出最能触动当代读者情愫、最能震撼当代读者心灵的亮点，并以此统摄作品。只有在当代意识烛照下，历史才可能由“文献知识”上升为“意义知识”。
新世纪提供的现实语境中，寻求民族精神的意向开始上升；市场经济大潮来势汹涌，动摇着国人心灵空间和价值标准，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渴望新的精神家园重构，再次面临寻求精神价值寄托的时代。当人们站在新世纪，回望20世纪发生在赣南、震撼世界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探索，它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在伟大而痛苦的历史蜕变过程中所闪耀的巨大智慧和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优秀品格。就艺术表现而言，这场革命的当下意义可以从多个层面深入开掘，既具有历史本身所承担的借鉴意义，又包含一种属于全人类的崇高献身精神，历史和美学的多重审美价值在此交汇。
艺术家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时代信息，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由此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少共国际师》《红翻天》，长篇纪实文学《红军留下的女人们》、传记文学《我的外公陆定一》、电视剧《那时花开》《浴血坚持》《红色摇篮》《兴国，兴国！》、电视纪录片《红土地上的望夫石》《百年历程》《贺子珍》、电影《红小鬼》等一大批反映和表现赣南红色革命的文艺作品相继推出。红色题材与乡土题材一起，已然发展成为赣南文艺创作的两个重要航标。这些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尽管视角不一、取材多样，但都融入了鲜明的当代意识。革命、坚守、理想、信念、成长、牺牲，对生的渴望、对死的恐惧、对爱的憧憬、对美的愉悦等等。如果说新时期以来赣南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开辟了人性表现的道路；到了新世纪，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显然在人性开掘上向前推进，人性的内涵也变得更为丰富。作家们一方面孜孜探求人性立体化的复杂层面，并力图从中萃取出与当下需求相契合、感动当下的独特精神气质；同时寻求一种更具高度的人类意识，一种超越时代与地区、民族与阶级的全人类性的普遍情感心理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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