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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性打假让打假人的公益性和正义性均受到了质疑，但王海对此有着自己的看法：“中国式打假”不愁没市场。“中国的打假模式是政府监管企业，这导致企业擅长跑关系，打擦边球，用低廉的价格和行业标准盈利。”王海举了一个例子，前几年，锅把用什么材料，保修期是多长时间是没有标准的，但这个行业的企业多了之后，行业协会为锅把制订了行业标准，目的不是为了保护消费者，而是为了打压中小企业。“建立一个与行业协会对等的组织，比如消费者联盟，用组织对组织的模式来制衡标准的制订者，这样才能真正保护消费者。”

打假多年不愁没市场

采访中，王海每隔三五分钟就要接一个电话。“这要么是举报人打来的，要么是公司打来的，都离不开打假。”打假18年，王海从来没有为打假的市场发过愁。“随便跟你说一点吧，搜索引擎是网络虚假广告的主要推手，你随便上去看一下，就能发现非常多的虚假广告，几乎涉及各行各业。”王海说，打假的方向已经从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向打击虚假宣传转变，消费者受害最多的也是虚假宣传。

除了虚假宣传，食品打假也成为重点。“今年有一条新闻，一个人大代表收集了300多种毒食品。”王海说，在这种状态下，自己根本不用为去哪里打假、打什么假发愁。

打假无法根治假货

“中国采用的是政府监管企业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导致了无法根治假货。”王海说，这种模式有一个漏洞，消费者没有话语权。“消费者与企业组织不对等，信息不对称。”目前，中国企业组织发展较为迅猛，如各种商会、行业组织、协会等频频露面，甚至有很多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以致企业掌握着越来越多的组织资源、话语权。而消费者却什么也没有，立法时消费者的主张、观点很难写进法律，甚至国家法律法规都立得较好，但是经营者又通过更细分的法律，把“障碍”消解掉，消费者权益很难得到保证。

“比如奶粉行业的标准，同国外是不一致的，拿到国外属于不合格产品，但国内的消费者没有办法抗衡，因为立法过程中，消费者根本没有话语权。”王海说。

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

王海说，制定法律过程中，本来应征询消费者的意见，但是由于消费者没有组织资源，没有办法拿出有说服力的依据来。“如天然气公司要涨价，就可以请100个专家、律师，制作一个几千页的报告，来说明如果不涨价就要倒闭。但消费者没有组织资源，没有办法整合专家、律师进行调研，来驳斥和拆穿他们的谎言。”

“消费者没有组织资源，在监督上也难有作为。”王海举例说，美国有一个消费者联盟，他们有4000多个实验室，几乎可以检测市面上所有的商品，检验结果通过自己的杂志发布，以免消费者上当受骗，但在国内目前就没有这个。

在王海看来，要从根本上改变消费者维权难的问题，还要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对于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的监管模式。他说，在发达国家，保证食品安全，产品质量模式并不是监管模式，而是博弈模式：各方面的人都有利益代表的组织，通过各方博弈，避免不合理的法规法律出台和假冒伪劣商品在市场上流通。

维权难，并不等于消费者要“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王海说，消费者进行消费时首先要有风险防范观念。如办理理发卡需要1000元钱，首先要充分考虑这样一些问题：这个钱能花完吗?这个理发店会不会倒闭?广告是否可信?会不会有陷阱?同时，要保全搜集到的一切消费凭证，包括广告、发票、说明书等。“一旦权利受到伤害，就有维权的依据。”王海强调说，“消费者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要敢于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敢于向厂家索赔。”

职业打假人 大都开公司

王海：为保安全曾带着50多名保镖去打假

类似王海的打假人并不在少数，职业打假人出现至今，他们出现了怎样的变化?王海向记者揭秘了打假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同样是大浪淘沙，同样是优胜劣汰。 打假人也有行规

“打假人之间也存在竞争，一个案子同行之间不能抢，‘王海’不是变少了，而是越来越多地走向公司化打假运作了。”王海告诉记者，几乎全国各地都有职业打假人，大都开着打假公司。

“比如一个打假公司接到一个案子后，在结束之前，我们是不能参与进去的，参与进去等于砸同行的买卖，这是绝对不能碰的行规。”王海说，现在，打假人之间比拼的是谁能接到好案子，谁能把案子做漂亮了，给客户一个满意的回报。

“我认识一名打假人，他从最开始是帮一家制锁企业保护知识产权，后来得到了这家企业负责人的赏识，最后成了该企业某省的总代理。”王海的同行中不乏转行者，而这种转行算是最好的一种，既避开了打假带来的人身危险，又找到了一个好归宿。还有一些打假人从这个行业彻底消失，变成了上班族。

“所以我说，打假就是为了盈利，不盈利拿什么打假?不盈利吃什么?哪有钱去做调查，去取证，去诉讼?”说着说着，王海的情绪有些激动。 为打假配上保镖，面对来自制假者的报复，打假人已经学会了自我保护。“最多一次我带了50个人去打假。”王海说，他曾去过内陆一个省份，打击一个假药生产厂家，由于非常偏僻，担心遭遇意外，王海特意带了50多名保镖，结果假药生产厂的人都跑光了，直接没露面。

“我们都会提前评估风险，如果风险大会带着保镖。”王海说，还有一种办法，雇人去暗访，让私家侦探出动，自己躲在幕后遥控指挥。“我们和全国200多家调查公司有合作，有的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通过调查公司最有效果。”王海说。

“时尚杂志是虚假宣传的重灾区”

“时尚杂志是虚假宣传的重灾区，我翻阅过一些时尚杂志，化妆品虚假宣传比比皆是。”王海说，一些大公司在中国夸大产品效用、漏洞百出，根源在于中国尚不完善的法律环境。

“网络维权团很难给消费者提供帮助”

网络维权团面向消费者免费,是因为他们很难给消费者提供什么帮助。就是淘宝,也不可能掌握和甄别卖家的真实信息。我认为现在对消费者利益损害最大的不是假冒商品，而是合法企业的欺诈行为。

“百度是网络虚假广告最大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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