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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钱惊动中南海”:“深圳速度”迭代背后的改革、企业和人

发布时间:2019-06-28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本报记者 李振 杜弘禹 戴春晨 深圳、广州报道

“在深圳速度面前,深圳是没有地标的。”

如果在34年前听到这句话,时任深圳国贸大厦工地主任、施工指挥的王毓刚绝不答应。毕竟,楼高160米的深圳国贸大厦在1984年封顶后,曾占据全国第一高楼桂冠长达10年,并成为深圳当时绝对的地标性建筑。

但往日不比今时。在深圳这个中国最年轻的一线城市,“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早已被刷新。据不完全统计,深圳目前建成与封顶超过200米的建筑超过100栋,2015年封顶的平安国际金融中心甚至近600米高。

至今回忆起1982年初到深圳时的场景,王毓刚仍历历在目:“当时的深圳完全是个小渔村,一眼望到头到处是荒草滩和鱼塘,人们住的是茅草屋、走的是沙土路。”他如何也想不到,在不到40年间,深圳从一个荒芜“小渔村”变身如今满城“摩天大楼”的国际化大都市。

不单是王毓刚,但凡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学者都想弄清楚一个问题:深圳缘何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崛起为“世界奇迹”?从1979年到2017年,深圳GDP增长万余倍;从昔日农业边陲县,一跃成为享誉世界的创新之都。

也恰恰因此,深圳被称作观察中国发展逻辑的最佳窗口——“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勇气、“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三天一项制度”的创新智慧皆脱胎于此。如今,深圳又将开启它“改革再出发”的新征程。

深圳速度3.0

回溯改革开放40年历史,无论如何也绕不过袁庚。是他一手缔造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最终成为了深圳改革开放的“起锚地”。

1978年,61岁的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自香港涉海而来。在考察过深圳后,他提出在蛇口设立工业区,因为这里“既能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原料”。

但事实上,当时的蛇口连砖瓦房都没有几间,直到1980年,指挥部办公室依然设在集装箱和租来的蚝民房子里。

1980年1月,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第一任总经理乔胜利到蛇口报到。在多年后,他回忆起初到蛇口的一个细节时仍不免唏嘘:“映入眼帘的到处是荒地,有的地方杂草比人还高,草丛里蚊子不仅多、个头还大。有一次我抓了一只,连腿加上翅膀有1.5厘米那么长。”

“踌躇满志”的蛇口工业区可谓“筚路蓝缕”,却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吸引企业上百家。

许多参与蛇口开发建设的人,至今仍对当时热火朝天的场面记忆犹新:基础严重滞后的蛇口,自1979年7月8日破土动工后,“差不多几天就炸开一条路来”。

如此“蛇口速度”背后,与袁庚大刀阔斧的改革不无关系。“4分钱惊动中南海”的往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在建设首项工程蛇口港之初,由于吃平均主义“大锅饭”,工人每天运泥20-30车,严重拖慢了工程进度。袁庚着急之下想出了“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工人完成定额则每车奖励2分钱,超出定额则奖励4分钱。

正是这“4分钱”的超额奖励被上级有关部门勒令停止,袁庚甚至为这4分钱的“官司”闹上中南海。在中央的最终支持下,超产奖励被重新执行,而这一创新性举措也拉开了蛇口全面改革的序幕。

自此,总面积不足11平方公里的蛇口工业区,在全国率先推行了工程招投标、干部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劳动分配制度、城市居民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

开全国先例的蛇口吸引了复员转业的任正非,在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工作数年后的1987年,他创立了日后通讯行业的龙头——华为;广东湛江八甲水电站的工人马明哲也来了,在做过两年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副经理后,他在1988年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中国平安。

彼时的蛇口,效率极高,充满着干劲、热情和不断的尝试。当时,企业从申报到成立只需10天,而其他地方走完流程至少要3个月。风云际会的蛇口凭借于此,快速催生出包括华为、平安、中集、招行、万科等一批日后的世界500强大企业,最鼎盛的时期,蛇口一度有300多家企业。

而差不多就在蛇口工业区筹建半年后,深圳特区也于1980年8月成立了,“春天的气息”开始从南海边画就的小圆圈里弥漫开来。

从蛇口到深圳,改革的基因一脉相承。在袁庚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号召下,“小渔村”深圳创下诸多“中国第一”,尤其是“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响遍全国。

蛇口开发31年后,在与蛇口半岛连接依存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获批成立。53岁的郑宏杰被“点将”担任前海管理局首任局长,而他面临的形势与袁庚显然不同。

“当年袁庚杀出一条血路属于‘摸着石头过河’,但30年来很多制度已经形成,我们要通过改革和创新,探索出适合未来发展的新体制机制。”他认为,前后需要启动新一轮的改革探路。

在前海这片希望之地上,“深圳速度”也越发强劲。数据显示,前海近5年每年平均诞生超过3万家企业;广东自贸试验区挂牌以来,截至2018年3月,前海蛇口片区已累计推出制度创新成果数358项,即平均3天左右就推出一项创新制度。

与蛇口“几天炸出一条路”、深圳“三天建成一层楼”相比,前海“三天推出一项创新制度”则代表了“深圳速度”的3.0版本。

华强北萌芽“创新之都”

1984年,新华社那条“深圳创造‘三天一层楼’新纪录”的消息,鼓舞了一大批“拓荒者”前来深圳。马福元便是其中一个。

1985年,他从电子工业部南下深圳,出任电子工业部深圳办事处主任、兼任深圳电子集团董事长、总经理。

彼时,深圳电子信息产业集聚了一批国企、外企与民企,电子信息产业大有成为深圳工业主导产业的趋势,但同时散乱低效的现状又造成深圳电子信息产业难成气候。马福元甚至做好了失败的准备,“万一不行,以后就在深圳开个‘马福元饺子馆’”。

深圳电子产业当务之急是要有一个“领头羊”,而马福元的任务就是要带领深圳电子产业转向集约化、规模化,并把电子产品推向紧俏的国际市场。上任伊始,他就摒弃了行政手段,改用市场力量整合百余家电子企业“抱团”发展。

整合后的深圳电子集团便是日后知名的赛格电子集团前身。1988年,在马福元的协调下,赛格电子引入全国160多家厂商和10余家港商进驻,在华强北路开展电子元器件市场化交易,为深圳电子企业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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