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迎胜谈建国以来的元史研究
发布时间:2019-06-21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
韩儒林教授（前排坐者）八十大寿时与学生合影。左起：高荣盛、丁国范、胡多佳、邱树森、刘迎胜、陈得芝、姚大力。本文所有图片均由南大元史研究室提供。
长期以来，人们对元朝的印象是存在一定偏见的。但随着研究的加深，这一偏见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回顾建国以来的元史研究，南大元史研究室可谓是重镇。1956年，在韩儒林先生的主持下，南大元史研究室成立，至今已经六十年了，培养了不少学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刘迎胜教授，1947年出生，硕士期间跟随韩先生学习，读博士期间韩先生去世后，转入中国社科院学习，成长为一名元史学者，1990年起任南大元史研究室主任。借此六十周年之际，我们邀请他谈谈南大元史研究室与建国以来的元史研究。
1952年院系调整后，韩儒林先生一直担任南大历史系主任，1956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并建立了元史研究室。当时建立该研究室，南大有何优势，后续发展如何？
刘迎胜：1956年成立元史研究室，这里有个小插曲。我们的老师辈都告诉我们说，是高教部批准的，但我们在学校档案里只查到南京大学关于设立元史研究室的批文。韩儒林先生原来是中央大学边政系的系主任，专业方向就是元史。建国后，元史被确定为南京大学文科研究的重点。当时，恰好国家实行副博士研究生制度，韩先生为导师，培养了丁国范、陈得芝、施一揆等学生，后来又培养了邱树森，他们当时是韩先生主要的助手。
研究要使用的图书资料方面，南大有自身优势。当时南大除了继承原先中央大学的图书资料以外，还合并了金陵大学的藏书。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它的图书馆馆长李小缘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对欧美学界的“东方学”非常关注，因此金大图书馆一直比较注重收藏美国和欧洲的东方学书籍、杂志等。此外，韩先生当年在欧洲留学时，省吃俭用，买了一些资料，后来带回了国。元史研究室成立时，在李小缘馆长的支持下，将图书馆中所藏的许多有关蒙元历史的善本古籍与各种外文专业期刊集中到元史室中来，形成特藏。后来参与编辑《中国历史地图集》时又调了一批资料进来。所以，元史研究室有自己富有特色的图书室。从前内蒙古大学有些老师来访后，感慨说，在这里读两年半（当时研究生学制是两年半），相当于在别的学校读四年。因为那时图书资源比较稀缺，各高校研究生为找到资料要耗费很多时间，而这里的条件很好，哪怕是善本书，或者境外一百多年前的期刊，都可以在特藏室的书架上直接找到，开卷即阅。当然，当下因为有数字化技术的出现和古籍影印出版的发达，又更加方便了。
成立元史研究室，还有一个国际背景。那时中苏关系比较好，蒙古人民共和国要编三卷本《蒙古通史》，因其国内各种条件所限，需要请外国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要是苏联和中国的专家。我国派出了由韩儒林、翁独健和邵循正三位先生组成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于1956年至1957年两次赴乌兰巴托磋商，还访问过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工程。
下面说说国内方面的情况。清末学者杨守敬编过一部《历代舆地图》。1954年，范文澜、吴晗两先生据毛泽东主席委托，开始组织史学队伍重编杨图，后转由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主持重新按现代图例编绘“杨图”，这就是后来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由于杨图主要关注内地，新图要扩及边疆部分，原班人马力量不足，边疆部分要另组班子。到了19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了，中苏边界问题浮现。苏联不承认当年沙皇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如何解决边界问题？当时中央的思路是斗争，从全国各高校科研机关抽调力量充实历史地图集的力量，当时西南组有方国瑜先生等人，西藏组有王忠、邓锐龄（原先在西北组），西北组有冯家昇等人，东北组有贾敬颜等人。而北方部分，西起阿尔泰山、东到大兴安岭，南至长城沿线河北和山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包括今蒙古国、东西伯利亚直达北冰洋，这辽阔的区域的地图编绘就由元史研究室来承担，包括各个历史时期，不光是元代。
此外，那时南京大学还启动了一个《元史纲要》的工程。这是当时高校里第一次讲授元史断代史课程，需要一本教材，后来出版时题为《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得了首届中国图书奖特等奖。这是由韩先生主编的，可以说是有关元史的第一部断代史著作。
还有其他大的教育部史学工程，比如当时教育部围绕高校历史教学中所提出的问题，考虑到大学生都去查古籍原典不太现实，于是翦伯赞、郑天挺先生主持组织重点高校专家，编写《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系统性地查选各断代有关原始史料，分门别类，逐条罗列，一一注明出处，作为历史教学的主要参考资料，以充实其历史知识，训练阅读能力。其中的第六册就是由元史研究室编的。
“文革”后期，国家启动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中国历史大辞典》等书的编纂工作，《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元史分册由韩先生任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宋”是单独一册，“辽夏金元”合在一起由蔡美彪先生为主编，审稿工作是在我们研究室进行的，因为用书条件比较好。这几个大的史学工程，一直支持着元史研究室的发展。
1965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乌兰夫，点名调韩儒林先生出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乌兰夫兼任首任校长。韩儒林先生赴呼和浩特就职时，把陈得芝老师也带过去了。“文革”开始后，要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南大造反派就把韩先生从内蒙古揪回来批斗，韩先生也没再回内大了。内大的人就觉得，韩先生是内大的人，这样就回去了，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文革”中很多老师进了所谓的“牛棚”，但因为《中国历史地图集》北方的图幅编绘任务很重，且涉及中苏边界这个大问题，比批斗更重要，所以，“文革”后期，韩先生从“牛棚”中被放出来，可以与其助手重新开始专注于学术工作，可以从图书馆调集各种资料。
总之，南大元史研究室是一个有自己的图书资料、有研究人员编制和自己的研究风格，但没有行政人员编制的纯学术机构，所以长期以来，很多事情就靠我们师生自己解决。“文革”之前，国内的高校中，南开大学的杨志玖教授唐、元兼顾；北大邵循正教授是韩先生的师弟，一起在法国留过学，但建国后转向了中国近现代史。北大的元史研究是八十年代后从内大调入余大钧先生后才恢复的，国内元史界的重要学者“文革”前出自北大的不少，如林沉（亦邻真）、周清澍、杨讷、周良霄、黄时鉴、陈高华等，都是毕业离校后才以元史为主要研究方向；内蒙古大学有元史研究的传统，其主要切入点是从蒙古史的角度来研究元史，是民族史的思路，包括蒙古民族兴起前后的历史；还有一些元史研究者，如姚从吾，去台湾了。所以，直至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国内高校中专注于元史研究的，就是南大了。
1977年，南大元史研究室创办了国内最早的专史刊物《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在学术刊物方面，国内元史研究界是怎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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