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审结全国“个人破产”首案 国家层面个人破产制度探索有望提速
发布时间:2021-08-09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原标题：深圳审结全国“个人破产”首案 国家层面个人破产制度探索有望提速）
7月19日上午，深圳市民梁先生收到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送达的裁定书，法院批准了他的个人破产申请。这是我国境内首部个人破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以下简称《条例》）3月1日起实施以来，审结的全国“个人破产”首案。
《条例》从起草、征求意见，到出台、正式实施，一直都备受关注，但此次首宗案件裁定生效，仍然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破产法庭庭长曹启选表示，个人破产制度给了“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经济上“重生”的机会。
长期以来，由于只有企业破产法，我国境内的破产法律被称为“半部破产法”。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鲁东大学教授王晓洁提交了一份《关于个人破产制度的立法建议》，其中就提到，个人破产制度缺失的后果在于，商事主体一旦遭遇市场风险，需要以个人名义负担无限债务责任，不能获得与企业同等的破产保护，无法实现从市场的退出和再生。因而，摆脱“半部破产法”，个人破产制度是关键拼图。
除了地方的先行先试探索，今年，企业破产法（修改）起草被列入全国人大财经委2021年工作要点的首位。有迹象显示，此次修订工作，有望就个人破产制度作出原则性的规定。这是否将成为国家层面出台个人破产制度的关键进展？值得期待。
保护“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
根据深圳中院此前披露的情况，今年3月，即《条例》实施首月，深圳中院共收到260件个人破产申请。
曹启选曾介绍，符合在深居住且连续参加深圳社保满三年门槛的约有600万人，参考香港每年个人破产申请数量大约为人口的千分之一这一比例，预计每年个人破产案件约为五六千件。一开始申请人可能比较少，几年后会慢慢增加并稳定下来。
自《条例》出台以来，坊间不乏讨论与担忧：如何防范恶意逃债等行为？
在首批260件个人破产申请中，的确存在这样的现象。譬如，申请人只就其主观希望免除的债务进行部分申报、不申报亲朋好友的借款；只申报特区内财产、隐瞒特区外财产；部分申请人的负债是由奢侈消费、过度投机、过度举债引起等。
这些申请者均未能获得受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他们侥幸经过了材料审查予以立案，还将经历破产信息公示、法官审查、管理人调查、债权人会议、免责考察等多个法律环节，并可能被追究破产欺诈的法律责任。
曹启选表示，《条例》以促进诚信债务人经济再生为立法目的，保护的是诚实但在生产经营、生活工作中遭遇不幸的债务人，而倡导诚信、鼓励创业创新、保护市场主体，是贯穿《条例》的一根主线，也是法院审查、审理个人破产案件的基本标准。
最终，根据申请人面谈情况及材料完备程度，深圳中院优先受理了8名个人债务人的破产申请，主要为中青年人，全部有创办企业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经历；有7名债务人仍在工作、有清偿意愿，大多希望通过重整、和解方式纾缓债务；多数负债为几十万到一两百万不等，与企业破产案件相比，债务规模相对较小。
具体到梁先生的个案，他被曹启选称作是“诚实而不幸”创业者的典型代表。2018年，梁先生选择蓝牙耳机市场创业，没有稳定的客户资源，加上遭遇疫情，银行债务越垒越高且无力全部偿还。据其申报的情况，截至破产申请提出之日，他的债务总额约75万元，但仅有36120元存款、4719.9元住房公积金，无房产、车辆等大宗财产，创业失败后到一家公司担任结构工程师，每月收入约2万元，他表示愿意尽力还债。
根据裁定生效的重整计划，梁先生三年内偿还借款本金，所有利息被免去。未来三年，梁先生夫妻除了每月用于基本生活的7700元（一家5口人，含2名在校学生），以及一些生产生活必需品作为豁免财产外，其他收入均用于偿还债务。如果不能按重整计划执行，债权人依法有权向其追索未归还的所有借款本息。这一重整计划较好地兼顾了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
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社会确实需要适合创新创业的环境，让人敢于冒险，而对于冒险的后果需要有制度性的规定。深圳所形成的经验，将来可能在全国复制和推广。
《企业破产法》修订后或对个人破产作原则性规定
今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其中提出，开展个人破产制度改革试点。
不只是深圳，全国多地近年来都在积极探索个人破产相关的改革试点工作。2019年10月，温州中院联合平阳县法院曾办结全国首例“具备个人破产实质功能和相当程序的个人债务清理”案件。
2020年12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试行）》，在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中充分探索个人破产的制度因素。今年2月3日，杭州首例与个人破产制度功能相当的个人债务清理案件顺利审结。
江苏省高院执行裁判庭庭长朱嵘在今年1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江苏因无力偿还债务而被人民法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个人已逾60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诚信生产经营的创业者，但受近年经济下滑影响或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陷入债务困境。由于我国尚无个人破产制度，这类人员没有免责解困、恢复元气的合法渠道。
在现行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基础上，江苏法院借鉴企业破产相关制度，探索开展“与个人破产制度功能相当”的改革试点工作，确定了10家试点法院。截至发布会举办的时点，江苏试点法院已受理案件62件，结案31件。
在法律界人士看来，地方性的法规、条例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于，债务人可能在全国各地欠债，出台法规、条例地区的法院是否拥有管辖权。有法律界人士因此呼吁出台国家层面的个人破产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企业破产法（修改）起草工作有望加速推进，将争取尽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2020年8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解读上述《条例》时透露了一个信息，全国人大法工委正在研究修订《企业破产法》，拟在该法中就个人破产制度作原则性的规定。
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温州市破产管理人协会会长项军权7月19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介绍，几个月前，《企业破产法》的修改已向基层征集意见，其中就涉及到了个人破产相关的内容。
项军权表示，有可能个人破产的相关制度融入到《企业破产法》中，最终更名为“破产法”，这也是国际上的趋势。
李曙光今年2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出，建议通过修改现行的《企业破产法》来扩大其适用范围，将个人破产制度纳入其中。
项军权向记者表示，从处理破产案件的实践来看，还存在不少问题。在企业破产中，我们的立法体系主要针对健全的企业，而不是破产的企业，导致在实际处理破产案件过程中，往往“卡”在一些细节上，背后很大的原因在于各方对于破产的必要性、作用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认识，这需要相关部门和公众改变观念，期待未来在个人破产立法中逐渐解决现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