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脉不绝如缕 重新认知“山药蛋派”的历史地位
发布时间:2018-05-05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
中新网山西新闻5月4日电 （记者 李新锁）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山西文学创作的“山药蛋派”占据重要地位。从彼时到当下，从“山药蛋派”到文学“晋军”，再到时下的“三晋新锐作家群”，山西文学代有人才，文脉绵延，传承有序。
时至今日，网络文学风头正劲、作家作品改编影视剧此起彼伏。在这样的喧嚣下，如何看待山西文学，尤其是“山药蛋派”的历史价值？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杜学文认为，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群的努力，使得中国新文学真正地和中国人的审美、变革统一起来，使得始自上世纪初的新文学真正变成具有中国风范的文学。日前，中新网记者走进山西作协小院，和杜学文一起讨论梳理山西文学，以飨读者、网友。
记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山西文学曾经占据独特的历史地位，也发挥过重要影响。如何评价山西文学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杜学文：上世纪20年代新文学运动以来，山西作家非常活跃。当时，山西有影响广泛的文学社团。比如说，以高长虹为代表的狂飙社。它是除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少数几个产生全国影响的文学社团之外，中国成立最早的文学社团。
据董大中先生的研究显示，参与狂飙社的作家大约有六七十人，大多很活跃，甚至还包括潘汉年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地下工作者。这些作家的创作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文学影响，但模仿欧美文学痕迹很重，表现为作品不太强调对人物的描写、刻画，更强调内心世界的宣泄。
实际上，中国新文学正是借助外来文学的冲击，才完成自身革命。这些新文学作品和中国传统文学审美有较大差异，读者阅读困难。当时，新文学的读者以都市知识分子和学生为主，普通大众很难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赵树理也经历过这种阶段。起初，他的创作模仿欧美文学，但家乡的父老却难以接受。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家乡人喜爱，开始调整自己的创作。赵树理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比较自觉的认识到新文学必须完成被普通大众接受使命的作家。
抗战爆发后，大批文化界人士来到山西。他们在参与抗战的同时，从事文学创作。为适应动员、鼓舞民众参与抗战的时代要求，这批作家大多从事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的创作。 这为中国新文学的变化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新文学从深受欧美文学影响的风气中得到矫正。那段时期，诸如艾青、李公朴、周立波、柳青等作家都曾来到山西，创作了大量表现抗战的作品。最典型的如广东籍作家阮章竞，他从广东到上海求学。抗战爆发后，从上海经武汉，来到晋东南，始终坚持在抗战一线。我们今天看他的作品《漳河水》等，就会发现，他的作品语言已经完全北方化，具有非常明显的民间性与地域特色。
记者：曾经有一段时间，文学界对“山药蛋派”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一部分人认为“山药蛋派”写作泛政治化，缺少技巧；另外一部分人认为它开一代文学风气之先。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认知“山药蛋派”？
杜学文：赵树理、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等是”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他们的出现，解决了中国新文学如何被普通民众接受的问题。赵树理的创作从“仿欧”回归到传统、民间文学，这是一种自觉的转换。经过他们与其他作家的共同努力，中国新文学真正地和中国人的审美、中国的变革统一起来。和早期的山西文学社团“狂飙社”相比，高长虹等是站在高处，面向民众布道的“牧师”，而赵树理们则是身处民众之中。他们笔下的人物，源自他们生活中熟悉的环境、状态。他们写民众就是在写自己。
和鲁迅、高长虹等作家笔下被同情的民众形象不同，在“山药蛋派”作家笔下，“小二黑”“小琴”“宋老大”等人物形象是觉醒后的中国人。他们是在精神上站起来的人，有作为、有创造力、有希望和未来的人。这实质上解决了中国文学怎样看待普通人的问题。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研究很少。
改革开放后，山西作家敏锐地感受到时代变革，并且在笔下塑造的人物身上有精彩展现。马烽和孙谦合作完成电影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于1979年被搬上荧幕，片名改为《泪痕(1979)》。这是中国最早呼唤改革的电影作品。
改革开放后期，在全国范围内，一批山西作家崛起，形成全国性影响。1985年，文学期刊《当代》集中刊发了山西四位作家的中篇小说，“晋军崛起”一说由此开始。这批作家脱胎于“山药蛋派”，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发生分化。
近年来，刘慈欣、葛水平、李骏虎、王保忠、杨遥、闫文盛等一批作家出现。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汲取外来文化元素，形成一种适应现代审美要求的民族审美范式。
其间，山西新一代作家亦有积极探索。比如山西科幻作家刘慈欣。作为一种外来文学样式，科幻文学需要对现代科技的认知、积累，但在他的小说中又充满了中国性。他对宇宙结构的认知、存在运动变化等诸多方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记者：从20世纪初到当下，山药蛋派、“西李马胡孙”、文学晋军、“新锐作家群”，山西文学“江山代有才人出”。在当今文坛，山西文学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哪些？
杜学文：在当下的中国文坛，山西文学依然保持着十分重要地位。山西不乏中国当代文学高峰之作，除了刘慈欣，还有很多作家。如赵瑜与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张锐峰与中国新散文的创作；蒋韵与中国女性文学的创作，王祥夫与中国短篇小说的创作等等，均属领军人物。此外，在“70后”“80后”作家群中，山西也有一批作家非常活跃。这是我对山西当代山西文学的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是，山西作家的代际传承是比较完善的，这是全国文学界公认的。从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作家，比如刘江，一直到当下，山西作家从来没有断代，这个梯队是非常完整的。
对此，《人民文学》主编施占军曾经表示，从山西文学能看到中国文学的缩影。
此外，山西作家创作力旺盛，好作品不断涌现。以2017年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山西作家在全国各地以及国内外获奖近40项。比如，刘慈欣的科幻文学获得轨迹奖最佳长篇科幻小说奖；吕新获得“花城文学奖·杰出作家奖”等。
记者：近年来，山西部分作家群体已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具备了相当可喜的影响力。当下，山西作家创作状态如何？山西文学走出去存在哪些短板？
杜学文：当下，山西作家群体呈现出对文学自觉追求的状态，很多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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