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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7日，“海外掘金大讲堂”分享主题：一切都不再如你所想，财富的逻辑大不同

　　主讲人：史哲，智谷趋势合伙人、首席内容官。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曾任南方周末副总经理、南方数媒工场副总经理，曾参与外经贸部“关税与贸易”相关项目、中国社科项目《国际机制论》的研究。

　　这已经不再是我们曾经熟悉的世界，财富的逻辑被强行刷新，新的秩序正在被重构。

　　你还准备躺在旧经验上睡大觉吗？

　　1

　　虽然中国人早就在吵吵着“过冬”，但这一轮繁荣，差不多直到美联储最新的这次加息才明确要落幕了。

　　从时任美联储主席耶伦公开宣布“缩表”，人们就在等待繁荣的结束。但是，奈何美国经济出乎预期得好，这一等就是一年。

　　2018年比2017年已是大大不如。

　　2017年，世界经济录得了普遍繁荣。OECD监控的全球45个国家都取得了不错的增长。耶伦宣布缩表之后，人们预言的各种黑天鹅便开始纷纷落地。

　　我们看到了中国增长突然降速。在2017年还充满乐观，到今年三季度便只剩下了6.5%，为八年来的最低。

　　“贸易冲突”的靴子早已落下，虽然经济数据目前尚可，但焦虑二字写满各国眉头。

　　只要中美无法达成谅解，世界经济就免不了新一轮冲击。

　　美元指数走强，“逢8魔咒”暂露苗头：阿根廷比索狂泄、委内瑞拉崩溃，如果说这两个国家本就先天体弱，不经风雨，那么土耳其、南非显颓势，巴西经济也有些摇摇欲坠，难免让人担心。

　　英国的脱欧谈判谈了一年，倒是让人们练就一颗大心脏。

　　本以为欧盟可以因此日益团结，但对经济增长预期的下降却让分离态势反而有所强化——

　　欧盟的坚定捍卫者默克尔宣布不再连任；

　　难民危机引发欧洲保守主义回潮；

　　意大利越来越像一颗不定时炸弹。

　　还有伊朗、沙特挑起的地区冲突。随着美国2018年11月正式宣布对伊朗实施全面制裁，中东形势紧张。对8个与伊朗有能源交易的国家（地区）宣布了180天的豁免期，却把欧洲三强排除在豁免之外，“美国优先”让世界膈应。

　　在2018年，因为特朗普，还因为全球保守主义的抬头，我们见得最多的就是这种“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到2018年年底，关于世界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看着就要水落石出了：一是美国超过预期的增长何时结束；二是美国罕见的牛市何时到头。

　　看看特朗普如何咒骂联储加息，如何不遗余力的参与中期选举，就知道特朗普有多紧张。

　　现在人们的观点点比较一致，美国经济的拐点就在不远的前面，看得见。

　　2008年危机后，由美国大举降息开启的这一波繁荣将会随着美国加息而熄火。

　　2

　　中国经济目前承受的压力比较大，这不是6.5%能够完全体现的。

　　这一点，从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一系列措辞的变化，能感受得到：

　　从“稳中向好”到“稳中有变”再到“稳中有忧”。

　　国际大环境，随着中美关系横生枝节，中美合作的融洽与默契基本不存在了。

　　今年有两场重要的演讲：一个是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中国国庆节前后发表的被称为“新铁幕演说”的演讲；另一个是上一周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新加坡的演讲。

　　第一个演讲从坊间冠之以“新冷战”之名，就知道它的厉害，在此不展开。

　　这个演讲，中国人还可以不那么在乎，因为它代表的是美国对华最强硬的“鹰”派的姿态。而“鹰”派即使在中美关系好的时候，也差不多是这副尊荣。他们必须要靠贩卖中国威胁论，或者给美国树敌来给美国强大寻找外部动因。

　　而保尔森就不同了，他做商务部长时曾和王QS联手共抗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他来中国的次数不下100次，我以前的报社曾经对他进行过专访，印象中他是一个在公开场合从不说狠话的人。

　　但在新加坡，在中美关系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他的话也“刺耳”起来。

　　他说了重话，比如美国认为过去17年对中国的信任是一个错误，中国的改革开放近二十年基本没有更大进步。

　　他直言不讳地总结了现在的美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这些，很少中国人认识到。比如，外国外国企业只有进行浮士德式的交易才能保证利益；比如国营经济正在吃掉民营经济；比如执政党的地位等等。

　　保尔森代表的一派，是不受特朗普待见的。这是自尼克松访华时起，不管中国如何发展，一直主张要和中国对话、接触的一派，现在这一派中也充满了克林顿对中国“参与与扩展”战略失败的反思。

　　大环境的变化，意味着中国将有一个时期可能没办法把全部、或者主要精力放在经济方面。

　　外交、安全、政治……方面问题的比重会在中美关系中有所上升。它们会以麻烦的姿态出现，看似简单，但如果应对不得当，孕育的危险远比贸易摩擦大。

　　为什么王副主席要去新加坡，为什么中国要把基辛格请来，显然也意识到了其中的风险。

　　3

　　国内的小环境也变了，它使得我们没办法再用一些简单、讨巧的办法处理经济问题

　　比如，我们最喜欢的增加货币量流通。

　　过去，中国面对低迷的应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经济低迷——货币宽松——楼市回暖（大基建）——资产泡沫——政策管控

　　回顾1998年以来的历次楼市调控，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相似的故事在不停地重复上演。

　　直到2016年9月的这一轮史上最严调控为止。

　　我们看到这一次，中央应对的姿态、办法和以往有巨大的不同。

　　不再是大水漫灌，而是定向降准；鼓励地方政府举债，但项目审批却比较严格；更重要的是，楼市的调控持续了2年零2个月，却在政策宣传上一直强调“调控不放松”。

　　比如，住建部连续约谈十几个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比如任何地方上的小动作，都会得到最严厉的警告。

　　于是，调控的结果也和过去不同。

　　2016年，全球房价涨幅前20，中国有16个。2018年呢，入围寥寥。

　　在中国，经验曾经证明房子就是最好的投资品。但是从2018年开始，这个经验在很多地方、很多时间将会不再适用。

　　比如，中国M2的增速正在下滑，中国政府负债率已经超过美国，中国居民负债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准，还在不断上涨，还有因为美元强势，人民币汇率过去一年贬值超过10%，而中国外汇储备的已经连续下滑……

　　由于国际、国内两个环境的变化，政治经济的基本面变了。经济问题不再能够只局限于经济领域，它越来越受到高级政治的牵引。

　　于是，底层的逻辑变了，叙事的方式也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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