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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1976》出版钩沉“总理遗言案”——首度披露“文革”末期一起牵连甚广的政治事件

北京青年报12月21日报道 一封横空出世的“周总理遗言”，在1976年全国人民手中传抄；后来却被发现这份“总理遗言”是一个23岁青年，模仿周总理语气炮制的。这一充分肯定邓小平、给全国人民带来希望的“谎言”，酿造了“四人帮”覆灭前一起全国性的重大政治事件。记者昨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获悉，首度披露33年前“总理遗言案”的纪实作品《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现已通过审查、正式出版。该书作者袁敏，为当年“总理遗言”事件当事人之一。

“遗言”的炮制者，是李君旭，当年23岁的杭州汽轮机厂小工人。李君旭是《重返1976》作者袁敏的中学同班同学，也是袁敏哥哥袁中伟的“好哥们儿”。在袁敏的记忆中，李君旭一米八几的个儿，“一头微卷的头发透着浓浓的儒雅和书卷气”。其父母分别为浙江省第一医院院长和浙江医科大学教授，均系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归国。

据该书披露，1976年1月15日周总理追悼会后，李君旭、袁中伟等一群经常聚会的“好哥们儿”，在忧虑国家时局时，把话题转向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又猜测如果有遗言，总理会说到哪些内容。一帮“热血青年”的言论、观点、设想、猜测、希望，全融进了李君旭的大脑。他不动声色地创作了一份此后震惊中外、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的“总理遗言”。

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写给邓颖超；第二部分写给“主席、中央”，里面称“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并表示，“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

作者袁敏称，当时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年，“老百姓心头压抑已久的对现状强烈不满，如长时间积聚的滚滚岩浆，随时都将喷涌而出”。这封“总理遗言”，“充分考虑了总理的处境和语气”，“让人无从怀疑那确实来自周恩来，并恰好说出了经历十年浩劫、渴望新生的全国人民的心声”。这份并不真实存在的“总理遗言事件”曾被写入《邓小平传》。“总理遗言”在全国迅速传开，“除了新疆等极少数地方，全国各地几乎被人人抄录”。

两个多月后，当全国都在传诵周恩来的“总理遗言”时，“四人帮”发出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告：“‘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遗言”制造者李君旭就被公安部“网入囊中”。但他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不符合上面追查要求”。

据袁敏对李君旭的追访披露，被逼问谁是真正的“遗言制造者”时，“千百次的追问足以瓦解最激烈的意志”，李君旭在连续受审四十多小时后说出了作者哥哥袁中伟的名字。而作者姐姐当时交往的男友之父，正任浙江省委领导，而且他还是浙江省去北京参加周总理追悼会并面见邓颖超同志的三位省委领导之一。“审查”就此“定案”。袁中伟面对审问，直接承认“就是支持邓小平上台”。该案涉及七个家庭，关押要犯12人，受此牵连的“传抄者”更是无数。

经过一段时间的牢狱生活后，随“四人帮”覆灭，这些被关押者也被“平反”，步入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但李君旭命运最令人感喟。据该书披露，他刚出狱时，有段时间被推为“反‘四人帮’的英雄”，加之文采斐然，历任《浙江日报》评论员、文艺评论部副主任、浙江大学宣传部副部长、《东方青年》杂志主编等，但仕途因病发生转折。“狱中，李君旭因失眠开始服用安眠药。长期对安眠酮的依赖，让他身体每况愈下，直至正常生活都成问题。前一阵子传出过病危的消息。”

以上为北京青年报的简略报道。下面是作者袁敏的原文刊载，摘自：《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作者:袁敏

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

当我哥哥从关了十八个月的京城监狱放出来后，有一些媒体想采访他。我哥一概拒绝采访，他对媒体说的那句话我至今都没有忘记：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白云苍狗，世事沧桑，当亲历那个轰动全国的惊天大案的当事人开始一个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意识到：有些事情可以灰飞烟灭，而有些事情却无法留存空白。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应该让它留下痕迹，二十年内不能说的事情，三十年后应该可以说了。

1976年春天，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我们家那幢有着“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这样清雅名字的小楼再遭劫难。第一次劫难是在1967年夏天，一大帮造反派把我们家翻了个底朝天，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也由此知道了“抄家”这个字眼。父亲的名字前被冠以“叛徒、特务、走资派”，并打上鲜红的大字，挂在墙上的那部黑色老式电话机被掐断了电线，话筒拖着电线耷拉下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曾经被小轿车接来接去的父亲突然间就变成了“甫志高”？而能用一口绍兴话和自己干地下党的革命故事做长篇报告并博得阵阵掌声的母亲，为什么一夜间就沦为了“假党员”？但很奇怪，那时我心里并没有多少恐惧，面对落差很大的生活，有的只是莫名的兴奋。

然而，1976年那个春天的下午，我却感到了巨大的恐惧。

那样的恐惧是在看到抄家者身穿警服时一瞬间从后脊梁上蹿上来的。他们出示介绍信，态度温文尔雅，还叫我们不要紧张。但他们抄家的细致、深入、滴水不漏让人不寒而栗。一些人爬上了黑咕隆咚的天花板，在蜘蛛网密布的阁楼上打着手电乱照；一些人将晒台上的每一只花盆连花带土倒在地上，用手慢慢地把土坷垃捻碎；更多的人则是拉开每一个抽屉打开每一口书橱翻查，只要看到带字的纸片、本子、信笺，无一遗漏，统统拿下。没有人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向我们解释抄家的缘由，但抄家者出示的介绍信和他们身上威严的白色警服昭示了他们抄家的合法性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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