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约谈61个地方政府 这个新部门厉害了
发布时间:2021-07-21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环保约谈”地方政府 威力有多大？
“对于问题通报，我深受教育和警醒，我作为市政府分管这项工作的领导，应该进行深刻检讨，广州市政府作为属地政府负有重要责任，应该进行深刻反省。” 5月11日，在生态环境部机关里举行的约谈会上，广州市副市长马文田就该市多家企业非法转移倾倒危险废物、政府部门监管失职表态。
这样的环保约谈已实行多年。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取代原环保部后，约谈力度依然不减。5月前两周已密集约谈了多个地方政府。5月3日，约谈山西省晋城、河北省邯郸和山西省阳泉3市政府；5月11日，约谈广州等7市政府。
这些年有哪些城市被约谈了？
北京青年报记者根据公开报道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1个地方政府被生态环境部(原环保部)约谈。
从2014年下半年原环保部正式启动对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的约谈以来，已有以下地方上过约谈名单。
2014年，被约谈的地方政府有6个，分别是湖南省衡阳市、河南省安阳市、贵州省六盘水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辽宁省沈阳市、云南省昆明市。
2015年，是新环保法实施的第一年，除了1月和10月没有约谈外，其余每个月都约谈了地方政府。
其中，2月约谈了吉林省长春市、河北省沧州市、山东省临沂市、河北省承德市；3月约谈了河南省驻马店市；4月约谈了河北省保定市；5月约谈了山西省吕梁市；6月约谈了四川省资阳市、江苏省无锡市、安徽省马鞍山市；7月约谈了河北省邢台隆尧县、河北省邢台任县、河南省郑州市；8月约谈了河南省南阳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9月约谈了甘肃省张掖市；11月约谈了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12月约谈了山东省德州市。
2016年，约谈了山西省长治市、安徽省安庆市、山东省济宁市、河南省商丘市、陕西省咸阳市、山西省阳泉市、陕西省渭南市、山西省吕梁市。从约谈的城市可以看出，山西成为约谈的重点。
2017年，约谈了山西省临汾市、天津市北辰区、河北省石家庄赵县、河北省邯郸永年区、河北省衡水深州县、山西省运城河津县、河北省唐山开平区、吉林省四平市、吉林省公主岭市、江西省景德镇市、河北省衡水市、山东省淄博市、河南省荥阳市、山西省长治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津市东丽区、河北省邯郸市、河北省保定清苑区、河南省新乡牧野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黑龙江省鹤岗市等。
2018年，5月上旬，已约谈山西省晋城市，河北省邯郸市，山西省阳泉市，广东省广州市、江门市、东莞市，江苏省连云港市、盐城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和浙江省温岭市。
显而易见，2015年新环保法实施后，原环保部对地方政府的约谈开始加速。
2014年总共约谈6个地方政府，2015年、2016年、2017年这一数字分别为18个、8个和23个。
今年5月，被环保约谈的地方城市数量已达到10个。
从约谈城市所属的省份来看，被约谈的城市已经覆盖了23个省(市、区)。
在各省的约谈城市数量上，河北省位居第一，先后有沧州、承德、保定等12个市(县)被约谈，占总数的近20%；并列第二名的是河南省和山西省，各有7个城市被约谈；接下来是各有4个城市被约谈的山东省和黑龙江省。
从被约谈城市的行政级别来看，被约谈最多的是地级市，超过总数的五成。
县级市也有被约谈的，如河北省邢台市下属的隆尧县和任县。对县级市的约谈体现了环保压力从中央向基层政府的传导。
省会城市也有被约谈的。目前已有哈尔滨、沈阳、昆明、长春、郑州、广州6个省会城市被约谈，占总数的10%。东三省的省会全部被约谈过。
此外，河北省邯郸市、山西省阳泉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山西省吕梁市等城市已经被约谈过两次。
在约谈形式上，通常包括非公开约谈和公开约谈，单独约谈和集体约谈，由生态环境部直接进行的和由生态环境部委托各个督察局进行的约谈，前者通常在北京，后者一般在督察局所在城市或被约谈城市举行。
以《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实施后第一个被约谈的衡阳市政府为例。2014年9月15日，因为污水处理厂建设严重滞后，当时的衡阳市市长周海兵被原环保部华南环保督查中心约谈，这是一次单独的和非公开的约谈。
从2017年开始，原环保部开始启动大规模集中约谈，将被约谈城市的政府主要领导请到了位于北京的部机关里，城市数量有时候达到了7个，而且基本都是公开约谈。这种趋势变化反映了约谈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当然，尽管组织的难度加大，但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被约谈的兄弟城市那里，我们学到了整改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对于他们出现的问题，我们会坚决避免。”这是多名被约谈官员表态时说过的一句话。
哪些问题会触动环保约谈机制？
至于被约谈原因，要分多种情况。
在环保领域，涉及大气污染问题出现频率最高，空气质量指数“爆表”的地方频繁被约谈。接下来是水环境、土壤环境和自然保护区破坏问题。最近对广州等7市的约谈是关于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这是生态环境部首次因非法转移倾倒危险废物问题集体约谈地方政府。
从点出的问题来看，政府监管不到位、重污染天气应对流于形式、企业违法排污问题突出、“散乱污”企业污染整治不力、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未批先建、监测数据造假等都是高频问题。
北青报记者梳理发现，具体约谈原因通常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类是中央环保督察或其他专项督查发现问题较多且整改不力。
今年4月下旬以来，生态环境部密集通报了多起中央环保督察后污染反弹及整改不力的事件。4月20日，生态环境部先后通报了湖南省邵阳市威凌金属有限公司、湘西自治州永顺县鸿升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盐城市上市公司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多起环境污染事件。盐城市政府就在5月11日的约谈名单中，因对辉丰公司查处不力受到点名批评。
在各类专项督查中，约谈城市最多的是京津冀“2+26”个城市大气治理强化专项督查。从2017年4月开始，原环保部从全国抽调5600名环境执法人员，对京津冀及周边传输通道“2+26”城市开展为期一年的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3个月后，河北省衡水市、河南省荥阳市、山东省淄博市以及山西省长治高新区等地方政府负责人被约谈。原环保部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之所以约谈这4个市(区)，是因为在正在进行的京津冀“2+26”个城市大气治理强化专项督查中，这些地方被发现对存在的污染问题整改不力。“这项史上最大规模的督查已经持续了3个月，但依然有企业在顶风作案，有政府部门弄虚作假”。
一个月后，天津市东丽区、河北省邯郸市、保定清苑区及河南省新乡牧野区4地政府主要负责人也被请到原环保部接受约谈，原因也是在“2+26“城强化督查中整改工作进行缓慢。
第二种是年度或季度考核不达标或排名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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