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入到留下
发布时间:2021-06-08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江西籍外来工毕红梅（左）和家人在晋江市内的新居里整理窗帘（张国俊/摄）
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发布，流动人口为3.76亿。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5亿。与2010年相比，流动人口增长69.73%。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
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到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推进。从“离土不离乡”到成为新市民，中国人一直在“进城”的路上。
英籍加拿大作家桑德斯在其著作《落脚城市》一书里，将人类由乡村向城市的迁移视为扭转人类的大机器，它创造了经济社会的活力和可持续性。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引发人口流动和聚集，务工者的双手撑起钢铁森林，成为城市马达最重要的转子之一。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流入地，他们未完成享受到与户籍人口一致的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目前绝大多数城市已经放开或放宽落户限制，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程度在各城市之间仍相差甚远。而这种均等化，正是外来人口能转化为新市民的关键所在。
成为新市民，从流入到留下，从落脚城市到融入城市，“进城的转移人口入城镇户籍，入城镇户籍的转移人口全面享受市民权利，不受显性的和隐性的身份歧视”——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洪银兴认为，这是中国城镇化2.0阶段的重要目标。
何为新市民？
“流动中国”始于上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沿海城市、内陆大城市、部分小城镇快速发展。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带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供应了大量就业岗位。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沿海城市基础建设快速发展，劳动力需求陡增，“民工潮”爆发，到2002年已经形成了近1亿人的农民工规模。但受户籍制度限制，农民工无法真正在城市里安家落户，出现大量“进厂不进城”现象。
“经济原因是当前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主要动机，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但户籍制度又将其排斥于‘市民’之外。”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员林进龙分析。
1995年，国家出台政策，允许在小城镇合法稳定居住与就业的农民落户，建立和完善试点小城镇的新型社会保障体制。新政促进了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迁移，多地同时开始尝试将户口与背后的部分权益进行剥离。
2018 年，中国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相差达到16.21%。大量移民身在城市但并未落户，这一人数庞大、广受关注的群体，最新的称谓叫“新市民”。
青岛市是最早提出新市民概念的城市之一。2006年，青岛政府宣布，120多万名取得暂住证的新市民可享受保险、房贷、购车挂牌、考驾照、子女入学等待遇。
2014年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对于长期居住在城市并有相对固定工作的农民工，要逐步让他们融为城市“新市民”，享受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享有同等的权利。不能把他们视为城市的“二等公民”。
一开始，新市民主要是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角度，针对“农民工”的一种新称呼。
从2017年的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开始，新市民指代的范围开始扩大。尤其在住房问题方面，除了农业转移人口，“新就业大学生”也被纳入新市民范畴。
目前学界常用的概念来自发改委《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文件指出，为了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按照尊重意愿、自主选择原则，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兼顾高校和职业院校（技工院校）毕业生、城市间转移就业人员，加大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推进力度，推动未落户城镇的常住人口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因此，‘新市民’就是从其他地方流动而来，并稳定居住在城市之中的人口。目前主要包括三类主要群体，第一类是‘农业转移人口’，第二类是‘城市间转移就业人口’，第三类是‘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他们大概的占比为7:2:1。”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新市民产业与创新研究院院长褚荣伟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
5月20日，一名“外卖小哥”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举行的“会聚良缘·520爱在e起”蓝骑士公益集体婚礼仪式上为自己的新娘戴上装饰着白纱的骑手头盔（方喆/摄）
城乡夹心人
发改委最新发布的《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指出，推动进城就业生活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城的人口等重点人群便捷落户。
“目前，公共政策或者学术讨论的新市民主要还是针对占比七成的农业转移人口。”褚荣伟说。
《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十四五”期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
“这些人从哪来？很大程度也要靠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新市民留在城市里生活是一个趋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室主任王俊秀说。
5月1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下文简称《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6亿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第一次出现在政府文件中是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当时主要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
褚荣伟分析，与第一代农民工（出生于上世纪60-70年代）不同，第三代农民工（出生在1995年后）基本没有农业生产的记忆，因为父母的积累，他们从小的生活环境已经没有那么窘迫，同时对新兴技术和城市生活方式非常熟悉。而第二代农民工（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则基本已经成家，家庭的负担让他们更在意当前经济积累和生活压力。
“95后”农民工也用苹果手机，也喜欢玩“吃鸡”游戏，他们分布在城市各角落，与城市居民关系密切，但鲜有进一步的生活交集。
上述农民工监测报告也显示出许多积极变化，例如进城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和适应度不断增强。《报告》显示，进城农民工中，41.4%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83.3%表示对本地生活非常适应和比较适应。
他们的工作和消费已经融入城市，然而生活还没有真正扎根。“对工作收入、职业发展和婚姻选择等问题比较迷茫，可能频繁换工作，未来的不确定让他们缺少安全感和归属感，抗压能力比较差，没有第一代农民工那么能吃苦了。”褚荣伟分析。
《报告》还显示，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近几年持续提高。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愿进厂，更愿从事骑手、快递小哥等现代服务业。和被捆绑在流水线上相比，这样的工作更灵活，与城市居民沟通交流机会更多。
但不管是在工厂还是外卖平台，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性都很大。在城市赚一段时间的钱，回老家创业，创业不成又回到城市打工，这是无数新生代农民工共同的经历。
回不去的家乡，难融入的城市，不少“城乡夹心人”长时间处于两地摇摆状态。王俊秀认为，城市应该采取举措，让这些人看到留下的希望，切实融入城市生活，成为真正的新市民。
扩大就业